从小就喜欢语文课，从一年级到当兵前，我的语文课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小学的时候，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阅读；中学的时候，在镇里组织的期中学科比赛中，我获得了全镇语文第一名；考高中的时候，语文总分120分，基础知识部分占80分，作文占40分，我得了108分的高分，可以想象，假如基础知识题部分扣除了5分左右的话，我的作文至少得分也在35分左右，甚至更高。
于是乎，同学们都调侃我，“你天生是当作家的料呵！”偏僻的农村，学生的眼界也就这么大，作文好一点就是当作家的料，“作家”二字，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域那个年龄段的我们心中，是高不可攀的。虽然知道是小伙伴们调侃，但小时候的我，还是不由而然地偷偷做起记者梦、作家梦来，偶尔看一些生肖预测，发现属鼠的人，适合当作家、编辑、记者等，属鼠的我，记者梦就更强烈了。
那个年代，《故事会》非常流行，是一种畅销刊物。我实在按捺不住那种投稿的莫名的冲动，写了一篇肯定是不入流的故事，具体内容现在记不起来了，我悄悄地写好信纸、写好信封、贴上邮票，上学时早去一会，尽量不要碰见同学，悄悄地往村北头代销店跑，在这个代销店门口，常年挂着一个绿色的方形邮箱，我四面张望，确定没有人看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把信封投了进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自然是石牛入海，不会刊登的。一个农村少年，所读的书并不多，经历和认知还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程度呢。
1990年12月，我有幸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。由于自己还是喜欢写点儿东西，有些材料，团机关、营连也会让我出个“公差”帮忙，正是在这种氛围中，1992年冬天，我参加了团政治处宣传股举办的基层通讯员培训班，至今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，时任宣传股股长田兆广、新闻干事杜连彬亲自为我们授课。培训班结束后，杜干事要求我们，积极撰写稿件，为宣传股提供新闻线索。当时，我看到宣传股的几名报道员那厚厚的上稿剪报本，心里痒得不得了，这不就是我梦中那记者的样子吗？我如果能够达到他们这个水平，该有多好啊？
那个冬天，本职工作之余，我就绞尽脑汁地找线索、写稿子，但都太肤浅了，还是没有能够值得报纸发表的文章。有一天，我和一名同年入伍的老乡请假外出驻地办事，我的这个老乡把自己磨破袖口的军装拿到了驻地一家缝纫店里，花了5毛钱让缝纫店帮助缝补。当时，我看了看，破损并不严重，完全可以自己缝补的，那个年代，我们每名战士手中都有一个统一配发的针线包，小来小去的钉个纽扣、缝下衣裳、拆洗被褥，都是自己完成。
老乡花钱到缝纫店里缝补军装，真的大可不必。回到营区后，我就结合自己的认识，写了一篇小稿《莫让针线只等闲》，大意是，可以自己动手缝补的军装，没有必要去花钱缝补，有人说，又花不了几毛钱，何必费这个功夫呢？其实，这不仅仅是省几毛钱的事，而是发扬我军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事。我写好了草稿，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，大约有不足两页稿纸的样子。
那一天，天非常冷。我从营部跑到团机关，找到了位于二楼西侧的政治处宣传股办公室，敲门进去，田兆广股长、杜连彬干事等领导热情地让我进屋，赞扬我积极写稿的精神，田股长简单一翻，说把
稿子放这吧，我们再看看。宣传股办公室有暖气，
非常暖和，当时我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为一名军
官，成为一名写新闻报道的干事，该有多好啊，在暖
暖的办公室里，文思泉涌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，
这种生活不就是自己的记者梦吗？或许是老天眷
顾，三年后，我还真的军校毕业，进了宣传股，成为
了一名新闻干事。这是后话。
大约两个月后，田兆广股长专门打电话给营部，营部通讯员在队部门口大喊：“毕班长，团部电话！”我赶紧跑到队部接电话，一接，是田股长的，田股长告诉我，稿子在军区《前卫报》上刊登了，注意找找报纸，祝贺你啊，以后继续好好写稿，争取有一天能够调到宣传股报道组来。
我的心砰砰地跳，几乎跳到了嗓子眼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回想起那一幕，我依然抑制不住那种激动的心情，是心要跳出来的感觉、眼睛潮湿的感觉。我找到了那天刚到的报纸。由于我们地处沂蒙山区，当时通讯又比较落后，我们看到的报纸往往是三天以前的。在1993年1月20日的《前卫报》第三版“杨柳风”专栏里，我看到我的名字非常扎眼，文章题目为《不仅仅是为了省钱》，作者署的是田股长和我的名字。由于是竖排版，我很吃力地读完全篇，才发现，这篇文章与我原来写的《莫让针线只等闲》已经毫无相似之处了，完全是田股长重写的，如果说我有一份功劳的话，田股长只不过是抽取了其中的一个小观点，就是自己缝补军装，不只是为了省几毛钱，而是艰苦朴素传统的传承。
虽然这篇文章没有一句出自我手，但毕竟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，我仍然虚荣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并且专门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寄了一份，让他们一块感受这份喜悦。后来我探亲回家的时候，发现父母竟然把这张报纸当做普通报纸，糊墙用了，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又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揭下来，折叠好，返回部队时带回了连队，珍藏了起来。因为从这个第一篇之后，一直到1994年进入军校，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再也没有发表过第二篇文章。
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田股长从这时起，便与我这个小兵结下了缘，一路关爱。我军校毕业后，又回到炮兵团，并任新闻干事，这时候，田股长已经先调到师宣传科、后又到调到集团军宣传处了。田股长任集团军宣传处副处长时，又给炮兵团写了一篇重量级稿件，刊登在《前卫报》一版倒头题位置，这一篇稿件，是我们第二次共同成为作者。
这篇文章的缘由是，2001年9月，集团军政委王金相将军到炮兵团蹲点调研半个月，蹲点结束时，王政委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对团队建设情况进行讲评，提出要求，共给团队建设指出了10个方面的问题。半年后，我当时在政治处组织股任干事，我主动发挥团机关的参谋作用，向团长辛俊平、政委李照增建议，以团长、政委亲笔签名的方式，给集团军王金相政委写一封汇报信，汇报将军讲评半年来10个方面问题的改进情况。将军阅完汇报信，甚是欣慰，挥笔批示：“你们这种深刻认识问题的态度、勇于揭露问题的精神，认真研究改进问题的行动应大力提倡。只要这样坚持下去，炮兵团的全面建设肯定会有更大进步。”为了宣传炮兵团知过改过、致力提升的做法，带着将军的批示精神，时任宣传处副处长的炮兵团原宣传股长田兆广重返老部队，到“娘家”总结经验，并且他指定我写初稿。
……
巧合的是，田兆广股长带领我共同署名的两篇文章，相隔10年，均是新年伊始，对我来说，是新年新风貌、新年新气象。这种巧合，或许难道不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必然吗？
再后来，我调到师宣传科，田兆广副处长又让我到集团军宣传处代训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在他的推荐下，我有幸留在了宣传处任电视新闻干事。时至今日，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当年田股长的知遇之恩，就没有我的新闻报道路，更不会有我发表在各类报刊各类体裁的文章。